1．影响生育率转变的宏观社会因素分析
首先，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及分配方式，是决定生育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相对较低。但是这又与经济部门结构有一定关系，如果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高，农村人口比重高，在同样收入水平下，生育率仍然会高；只有当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或是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才能使生育率下降。如果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虽然平均收入水平较高，但是低收入者仍然会多生育。因此，只有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合理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才可能发挥出来。
其次，社会保障水平影响生育水平高低。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展对生育的抑制作用也是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中的养老社会保障最为主要，当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健全完善，那么子女的养老作用减弱，社会保障对生育儿女养老就有替代效应，人们就会减少生育。
第三，社会传统文化对生育率有多方面影响。与人口有关的传统文化主要包括生育文化、性别偏好文化、婚姻家庭文化、家族宗族文化、种族文化、宗教文化。传统文化的作用是多方面、多类型的，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发挥作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不同，对生育率的影响也不同。一般来说，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多是鼓励生育，而且还有男孩偏好。
第四，受教育水平与生育率之间是明显的反比关系。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低；受教育水平越低，生育率就越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高于男性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这些关系，在世界各国都是一致的，尽管教育的内容是不同的，教育的质量也是不同的。
第五，婚姻家庭状况对生育率变动有一定影响。婚姻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能直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从婚姻状况来说，结婚率高会促进人口增长，离婚率上升则会抑制人口增长；合法的、稳定的婚姻关系有利于人口发展；早婚会导致早育多生，晚婚会导致晚育少生；异地婚姻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从家庭状况来说，多世代的大家庭倾向于多生育子女，而以两代人为主的核心家庭倾向于少生育子女。因此，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第六，现代化发展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现代化是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所发生的内在变迁，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一般来说，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生育率水平普遍较低，这是由于现代化发展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现代化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职能，而只保留了消费与生育职能，孩子不再是“帮手”、而成为“负担”。现代化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倾向于少生子女。现代化的发展还引起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对子女的需求，而提高了其他方面的需求。现代化最终通过生育观的变化，导致生育率的普遍下降。
第七，政策法律对生育率变动有不同影响。政策法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生育直接有关的政策池律。如生育政策和法律、婚姻家庭政策和法律。二是与生育间接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如性别方面的政策和法律、养老方面的政策和法律。这些政策法律，有的鼓励生育、有的限制生育，因此，对生育率变动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由于人口多，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较多；而大部分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实行鼓励生育的比较多。
2．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
1）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总的趋势，是由年轻型人口向成年型人口、进而向老年型人口转变。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3.26%，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8.87%。
劳动年龄人口在人口结构变动过程中也会发生一系列变化。据预测，一是在本世纪前5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巨大规模，在2025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增长，但增长幅度持续下降。202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
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总人口抚养比从80年代开始下降，90年代总人口抚养比进入到低于50%的区间，这也被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据专家推断，“人口机会窗口”将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关闭，届时总人口抚养比重新回到50%以上，社会发展负担加重。另外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发展特别快，“人口机会窗口”还有可能提前关闭，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将构成严峻挑战。
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无论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规模变化、还是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都将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收入转移、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护、家庭结构和生活安排、代际社会代际关系和社会分层等。
第一，从积极影响看，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打开了一个为期45年左右的“机会窗口”。该机会窗口不仅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人口环境，同时也为中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提供了机遇。其中特别是，少儿人口规模减少和负担系数的降低，直接为中国教育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创造了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同时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条件，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社会收益。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公共支出需求迅速增长。虽然中国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支出而言则是一个负担不断加重的时期。一般来说，老年人口对公共支出的需求比较大，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远远超过其他年龄组。即使是在低抚养比的“机会窗口”时期，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财政公共支出的需求仍会快速、持续增长。此外，由于目前中国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人均公共支出水平还很低，特别老年人口保障程度及覆盖范围都很低，如果要把这些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中国政府财政在该领域的投入将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第三，社会公平和贫困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促进社会公平和消除贫困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要内容。由于现在的老年人以及未来一个时期进入老年的人口，在其生命周期的工作阶段属于低收入群体，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可能会出现老年人的贫困化现象，整个社会有可能进入“贫困的老龄化”时代，社会公平也因此会受到挑战。“贫困的老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提高，二是在老年人口中贫困老年人的比例提高。老年人贫困现象目前在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其中农村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更为严重。老年人贫困一方面是由于收入低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疾病造成的。
3)人口性别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
中国目前及未来人口性别结构问题，主要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这已经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特点：一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偏高；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不断加剧；三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偏高程度普遍加剧；四是城乡出生性别比都偏高，但农村比城市更为严重；五是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不正常。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已经持续20多年，目前已经开始影响到青少年人口的性别结构。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异常偏高已经形成一种潜在的社会危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1980年代以后出生队列男性人口数量相对于女性而言，已经绝对“富余”2320万人以上，其中10~1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800万人，0~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1518万人。随着该队列人口的生命演进，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将会日趋显现和加剧。由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也将会是长期、持续的。性别比偏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男性婚姻成为不可能， 进而对婚育和家庭稳定的形成挑战，同时对社会性别关系造成不良影响；还可能引发由性犯罪导致的犯罪率升高，给社会安全造成危害等等。
3．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1）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
人口持续增长加重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使资源问题更加严重，如土壤侵蚀、沙漠化、森林退化、淡水资源紧缺等。
第一，人口增长导致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土地质量降低，一些地区出现土地沙漠化现象。土地资源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地球只有四分之一的面积是陆地，而陆地面积中仅有10.6%的土地具有天然适宜栽培的气候、较平坦的地形以及良好的土壤。然而这种极其有限的资源正在受到城市建设、开辟公路等不同方式的不断占用而逐年减少。
由于人口急剧增长而导致的对土地资源的过度耕作、过度放牧、毁林开荒等，是造成土地沙漠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人口剧增而使土地面积日益减少、土地质量不断下降，已经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和加强土地管理与合理利用，土地是难以承受这种逐年增大的压力的。20世纪中叶以来，全世界产粮面积增加了20％多，而世界人口却翻了一倍还多。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
第二，人口增长导致全球森林资源锐减。森林、草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区域或社会的工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人口增长，为了开垦土地、建筑房屋及各种工业用材而对森林的砍伐速度大大超过了其生产速度，使全球森林面积急剧减少。另外，人口增加还导致全世界对木材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对森林资源也造成了极大破坏。
森林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使土壤生产力下降。在干旱区，能使农田风速加大，流沙横飞；在江河流域，能造成江河下游淤塞。不仅导致局地小气候异常，而且会造成全球性的温室效应。目前，全世界森林资源只剩五分之一还保留着原始森林的本来面目，保留下来的原始森林有一半分布在寒冷的地球北端，另外的44%则分布在热带地区，只有3%的原始森林分布在温带地区，大部分温带地区的原始森林地带如今已被工农业区所取代。
第三，人口增长导致用水量增加，有些地区出现水资源短缺现象。水资源主要用于四方面的消耗：人类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农业生产用水、水体污染对水资源的消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城市不断膨胀、经济不断发展，人均用水量、生活用水量和生产用水量都大大增加。一般来说，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对水资源的人均需求量越大，人口增长则直接导致对水资源需求总量将会不断增加。
虽然地球上有四分之三的面积是海洋，但是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却非常有限，而且分布极不平衡，造成地球上很多地区严重缺水，如非洲热带地区。中国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在一些山区，有限的水资源维持饮用都非常困难，更别说用于农业、工业发展了。因此，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第四，人口增长导致食物资源需求增大。食物资源是人类生存离不开的重要资源。从全球看，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人口多达十几亿，有60%的人口每人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低于需要量，而粮食匮乏又集中在约占全世界人口70%的发展中国家。1992年5月15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世界人口白皮书”指出：“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已下降至过去10年来的最低点，2000年至少有36个国家的约5亿以上的人面临粮食危机。”
要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必需的粮食问题，只有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即：控制人口、提高营养和健康水平、克服抑制生产的因素、改进粮食销售办法、加强教育和训练以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2）人口增长与环境污染
人口对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口增长，在一定条件下，能增加对环境的压力，成为使环境恶化的影响因素之一。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包括：废气、废水、废渣，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人口关系最为密切。
一般来说，人口增长，首先就会增加生活用污水的排放量、及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同时因为要扩大生产，也有可能导致工业用污水排放量增加、工业固体废弃物增加。近年来，发达国家实行垃圾分类处理，这对于减少因为人口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特别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定义。
4．可持续发展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诸多方面，所以，由于研究者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定义也就不同。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侧重自然方面的定义。 “持续性” 一词首先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的，即所谓“生态持续性”。意在说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序间的平衡。1991 年 11 月， 国际生态学联合会 (INTECOL) 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IUBS) 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的成果之一就是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其含义为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
第二，侧重于社会方面的定义。1991 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 (INC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WWF) 共同发表《保护地球一一可持续生存战略》，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并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九条基本原则。
第三，侧重于经济方面的定义。爱德华 -B ．巴比尔在其著作《经济、自然资源：不足和发展》中， 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 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皮尔斯 (D- Pearce) 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今天的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当发展能够保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的福利减少”。
第四，侧重于科技方面的定义。 斯帕思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及工艺方法，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
1989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UNEP) 专门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1) 走向国家和国际平等；(2) 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3) 维护、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资源基础；(4) 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
5．婚姻家庭状况对生育率变动有一定影响。婚姻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能直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从婚姻状况来说，结婚率高会促进人口增长，离婚率上升则会抑制人口增长；合法的、稳定的婚姻关系有利于人口发展；早婚会导致早育多生，晚婚会导致晚育少生；异地婚姻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从家庭状况来说，多世代的大家庭倾向于多生育子女，而以两代人为主的核心家庭倾向于少生育子女。因此，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6．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无论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规模变化、还是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都将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收入转移、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护、家庭结构和生活安排、代际社会代际关系和社会分层等。
第一，从积极影响看，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打开了一个为期45年左右的“机会窗口”。该机会窗口不仅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人口环境，同时也为中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提供了机遇。其中特别是，少儿人口规模减少和负担系数的降低，直接为中国教育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创造了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同时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条件，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社会收益。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公共支出需求迅速增长。虽然中国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支出而言则是一个负担不断加重的时期。一般来说，老年人口对公共支出的需求比较大，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远远超过其他年龄组。即使是在低抚养比的“机会窗口”时期，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财政公共支出的需求仍会快速、持续增长。此外，由于目前中国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人均公共支出水平还很低，特别老年人口保障程度及覆盖范围都很低，如果要把这些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中国政府财政在该领域的投入将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第三，社会公平和贫困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促进社会公平和消除贫困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要内容。由于现在的老年人以及未来一个时期进入老年的人口，在其生命周期的工作阶段属于低收入群体，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可能会出现老年人的贫困化现象，整个社会有可能进入“贫困的老龄化”时代，社会公平也因此会受到挑战。“贫困的老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提高，二是在老年人口中贫困老年人的比例提高。老年人贫困现象目前在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其中农村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更为严重。老年人贫困一方面是由于收入低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疾病造成的。
7．人口性别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
中国目前及未来人口性别结构问题，主要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这已经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特点：一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偏高；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不断加剧；三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偏高程度普遍加剧；四是城乡出生性别比都偏高，但农村比城市更为严重；五是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不正常。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已经持续20多年，目前已经开始影响到青少年人口的性别结构。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异常偏高已经形成一种潜在的社会危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1980年代以后出生队列男性人口数量相对于女性而言，已经绝对“富余”2320万人以上，其中10~1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800万人，0~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1518万人。随着该队列人口的生命演进，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将会日趋显现和加剧。由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也将会是长期、持续的。性别比偏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男性婚姻成为不可能， 进而对婚育和家庭稳定的形成挑战，同时对社会性别关系造成不良影响；还可能引发由性犯罪导致的犯罪率升高，给社会安全造成危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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